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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纳木那尼主冰川(人民网记者赵亚辉摄)
记得曾经有一部描写二战的电影,群星荟萃,名字叫《最长的一天》,讲述的是在50年前诺曼底登陆的那个日子,战争的各个角落里发生的故事。看完电影,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两个字:“复杂”,因为一天之内竟然可以发生那么多事情。
对于中美联合冰川科考队来说,8月30日无疑也是“最长的一天”,经过多日的准备,对纳木那尼主冰川的科考行动在这天全面展开。科考队员们从早上8点开始陆续从设在5600米的大本营出发,到海拔6100米的主冰川上作业,直到晚上11点多,最后一批队员才返回大本营。
对于这个“最长的一天”,作为亲身参与者,我本应感受颇多才是,但是事实上,我的感受却很“简单”:“原来这么长的一天只能做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科考队员们的活动看起来的确很“简单”,甚至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上冰川,测量和采样,然后下来。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施起来却花了近15个小时。
在高山上,许多人都有体会,就是不能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有很多例子,比如,刚刚烧开的水,“腾腾”冒着热气,看着好烫啊,可是一喝进嘴里,才知道一点不烫,因为沸点才6、70度;再比如,看着眼前这座山,好近啊,几分钟就能走到,可是走了两个小时了,却还没到山下。对于后面这种情况,习以为常的科考队员形象地说,这叫“看山跑死马!”
“要完成科考任务,还就得当回马!”这句话一点不假。虽然我们的大本营就在主冰川下沿不远的地方,已经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冰川末端也就是冰舌上的壮观的冰塔林,但是要真正走到主冰川上,却并不容易,需要经历一段艰苦的行程。
早上9点,夹在几名科考队员中间,我离开了大本营,向主冰川进发。在我们之前的1个小时,几名身负数十公斤重装备——蒸气钻、手摇钻的科考队员已经先行出发了。
开始的1个多小时,我们还可以沿着一条羊肠小径——专家们认为是藏羚羊走出来的——往前走,后来不久就没有路了,我们只能沿着冰川旁的山脊往上爬。山脊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块,走起来十分费劲,专家说这些石块都是过去冰川带下来的,是典型的冰川沉积物。
伴随我们的纳木那尼冰川十分壮观,冰川从天边两座山峰中间沿着山谷倾泻而下,顺着山势绵延数公里,直到我们眼前。冰川末端的冰塔林,远看象一片树林,近看则十分壮观,平均直径有3至5米,高度也有数米,最高的超过10米。连绵的冰塔林“站在冰川的最下方,象一群卫士一样,保卫着洁白的冰川。”
冰塔林上无法行走,为了尽快到达山谷顶端的主冰川区,我们最好的路仍然是冰川旁的山脊。路越来越难走,科考队员们的体力消耗得也越来越大。虽然几天前上山时,我已经经历了一次走路的考验,但是显然离“高山良马”的要求依然差距很远,不久后,越走越慢的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在一步一步地挪动中,时间过得既慢又快,下午4点半,我翻越了最后一道山梁,眼前豁然开朗。巨大的冰川从面前的山下平铺开去,在相距数公里的两座雪峰之间,直伸向天际,与蓝天白云相接,好不壮观!冰面上,一群小黑点影影绰绰,正在移动,那是科考队员们已经开始工作了!我急忙走下山梁踏上冰面。
没想到眼睛又一次欺骗了自己,看起来十分平坦的冰面其实一点也不平坦。一踏上冰川,我就陷入了一个1米多深的大坑中。好不容易爬出来,没走两步,又陷入了一个大坑中。后来听姚檀栋队长说,这些坑都是融坑,是冰融化后形成的,这是冰川融化强烈的表现。
当我在冰川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时,科考队员们已经全面展开了行动。6名科考队员在姚檀栋队长和美方首席科学家汤姆森教授的带领下,已经选好了打钻点,正在用手摇钻钻取冰芯;徐柏青研究员和邬光剑副研究员正在每隔50米采集一个雪样,这些珍贵的样品将被带回实验室,进行量化的分析和研究;研究冰川物质平衡的蒲健辰副研究员正和4名科考队员一起,用蒸气钻在冰面上打孔,放置物质平衡监测花杆,他们将在冰川主流线上布设了近20个这样的花杆,在今后的1年中进行全面观测,量化研究冰川表面的积累和消融的特征……
不知不觉,在冰面上已经“蹒跚”了两个多小时,时针已经指向了7点,离太阳下山还有两个多小时。由于设在主冰川的工作营地只能留宿6人,为了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大本营,其他科考队员开始陆续下彻,我也依依不舍地开始告别冰川。
“回家”的路依然漫长,9点半的时候,太阳已经回家了,一轮明月从我们头顶的雪峰上升起,照着我们的前路。11点半的时候,虽然非我所愿,但是由于速度最慢,我还是“很荣幸”的成为了最后一位返回者。走了14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大本营,我一口气喝了6杯开水。一位先到的科考队员笑着对我说:“喝水你不是冠军,我喝了7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