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竞争上岗，不再论资排辈
1998年，中科院在全院普遍实行“按需设岗，按岗聘任，择优上岗，动态更新”的岗位聘任制度。8年过去，这个“大动作”在科技界引发的震撼，至今还余音未绝。
起步时并非一帆风顺。由4个数学类研究所整合而成的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核定的创新岗位是60个，而原来4个所的研究员加起来达160名，这样就有100名研究员面临重新选择岗位，院内外反响非常强烈，质疑与肯定的意见兼有。
“人们的质疑使我们感受到了压力，但我们没有止步，而是多解释、多沟通，特别是千方百计做好分流转岗工作。”中科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李和风介绍说，“比如，老同志的创新期过了，就引导他们转至其他方向，或者是致力于培养人才。化解了矛盾，风波就消于无形。”
接下来，全院又推行了项目聘任制，允许研究所和项目负责人根据科技创新需要自主招聘人员，不占事业编制，在人才使用上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满足了对科研人才的动态需求。对研究生实行了研究助理制度，研究生在攻读学位的同时参加科研。
如今，在课题组中，研究生领导正式员工、硕士生领导博士生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大家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谁的专业技术水平高、管理能力强，谁就可以主持项目。
“在中科院，再也没有人认为凭资历就可以吃一辈子了。”李和风说。
求贤若渴，广揽将帅之才
“专家不少，大家少”是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科院也不例外。
在人事制度改革中，中科院不拘一格选贤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物和优秀学术带头人。
2000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外籍华人科学家蒲慕明经众多科学家举荐，出任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新成立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成为中科院第一位外籍所长。此后，上海生科院又连续聘任了3位外籍人士，分别领衔一个新建研究机构。几位“外脑”拥有管理研究所的高度自主权，对学科方向、机构设置、人才引进、资源配置和经费使用等拥有自主权，并参与重大事项的决策。
在英、美等国学习工作13年的高福当了微生物所所长，美国默克多研究中心艾滋病疫苗主要发明人陈凌担任了筹建中的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清
求贤若渴的生物物理所，甚至把招聘广告做到《科学》、《自然》杂志。他们检索了近几年本领域国际一流杂志发表的1万多篇论文，找出540多篇第一作者为中国人的论文，然后与其中90多人重点联系，欢迎他们以各种方式参加研究所发展。结果引来130余位中外学者应聘，最后有9位相关骨干加盟。
目前，中科院累计引进国外杰出人才902人，组建创新团队35个，招聘海外知名学者224人。共有132位海外优秀学者通过“海外杰出学者基金项目”与全院科研单位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绩效优先，打破绝对均衡
与人事制度改革配套的，是由“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组成的“三元结构”分配制度，原则是体现绩效优先。
首批进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从2001年起执行新制度，职工的收入拉开了差距。比如，在基本工资之外，岗位津贴研究员为每月1600元，副研究员为每月1200元。成果津贴的发放，采取奖励后续研究经费为主、个人奖励为辅的办法，多者个人获奖近万元、获后续研究经费四五万元。课题津贴少者一分钱没有，多者每月3000元。所长沙金庚说：“这就大大激发了大家争取资源和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的积极性。”
引进优秀拔尖人才，该给多少工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国内外公开招聘两个重点实验室主任，除了在科研经费和其他方面给予优厚支持外，个人待遇实行的是协议工资。
过去，科研项目、装备和科研经费，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分散重复，条块分割，只重均衡，忽视绩效，这种资源配置制度不改不行。
中科院的办法是“发展快先支持，发展好多支持”，对做出重大创新贡献、评价结果名列前茅的研究所进行奖励性经费支持，对评价结果靠后的研究所适度调整创新经费。再就是鼓励对外竞争、合作，积极争取社会创新资源。以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创新为例，规定对外竞争与院拨经常性经费的比例为3∶7，达不到这个比例，就减少院拨经费，并在研究所评价中减分。
公正评价，强调创新质量
如何建立科学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物理研究所在研究组考核中提出定量与定性结合，其中，定性指标突出本年度取得的重要研究进展，定量数据包括SCI论文、国际会议邀请报告、成果与专利、承担项目、研究生培养等5个方面，评价重点从注重研究成果的数量逐渐转到注重研究成果的质量。
2001年，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率先提出创新基地研究员岗位聘任实行国际同行评审推荐制度。由于准入的“门槛”高了，有的科研人员在此只能被聘为副研或助研，但调到外单位后马上就能被聘为正教授甚至特聘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流失。院长郭雷却不着急，他说：“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要站得住脚，必须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认可，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近几年，中科院努力按照不同性质或不同阶段的创新工作设置评价标准。路甬祥院长解释：“基础研究一时联系不到国家需求或实际应用，主要看它的科学价值是否得到国际公认，是否有可能在科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应用型研究如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主要看它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保护是否有价值；对高技术研究，主要看它是否对某一产业或某一技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仅能够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而且能正面引导科研人员把认知科学前沿与认知国家战略需求结合起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